洪山寺，在城外东面的洪山南麓。“洪山，在江夏县东十里，旧名东山，唐大观中改今名。”[嘉庆《重修一统志》卷二五八《武昌府》，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，北京：中华局1986年版。]洪山寺因而又名“东山寺”。该寺由“唐宝历中善信禅师开山，宋制置使孟珙、都统张顺重修。”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八《古迹志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宝通寺”条。]岳飞曾长期驻兵鄂州，传说洪山寺的第一株松树便是岳飞亲手植下的，故得名“岳松”。洪山寺后来屡毁屡建，今日仍存，名“宝通禅寺”。
与洪山寺南北对峙的，有兴福寺，“隋帝建，咸淳六年，僧人净聚重修”。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寺庙•江夏》。]
崇佛、道之外，宋代鄂州民间建有不少具有地方特色的寺庙。
如，祭祀各种与民间生活相关的神灵。宁湖寺，在平湖门内，传说“湖有水怪，唐广德中建寺镇之”。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八《古迹志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。]广惠庙，“在竹簰门外护城矶上，旧名顺济龙王庙，宋淳熙间祷雨灵应，扁今额。”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祠庙•江夏》。]宋大宪庙，在城东七里，祀“火精”宋无忌，“以禳火灾”，唐牛僧儒立庙时“本为大夫”庙，五代“避杨行密父讳，改作大宪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]后有毁坏，“宋绍兴中知州王信复立，俗云火星堂。”[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•祠庙》。]
最常见的是祭祀水神（江神）。除常见的龙王庙以外，有横江鲁肃庙，在城西南二里，因“肃尝为横江将军，故庙以为名”；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]三圣公庙（简称“三公庙”，又名“普应庙”[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•祠庙》：“普应庙，在府城东五里，旧云三公庙，自唐有之，宋始赐今额。”]），在城东五里，“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”，十分虔诚，所迎三神之一即为伏波；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：“三圣公庙，在城东五里，鄂人中秋日阖郡迎神，庄绰辨疑，则以为萧丹、赤山神、葛元也。郭祥正诗云：‘三神鼎峙名何谓，子胥范蠡马伏波。’是祥正指伏波为马伏波，而庄绰谓葛仙，亦拜伏波将军故也。绰以为按唐祠记，而祥正亦必有据。当考。”]江汉神祠，始建于宋淳熙年间（公元1265~12年），“通判刘靖以江汉在境内，宜为望祀，乃为坎以祭之”，[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•祠庙》。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祠庙•江夏》“江汉神祠”条略同。]初在灵竹寺西，后改祀汉阳门楼上。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二五《祀典志•武昌府江夏县》。]
另一些祠庙奉祀与当地有关的人物。陆大宪庙，在城西南三里，祀汉陆贾；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•祠庙》：“按《汉史》，贾非道死，或因楚产，郡人为立庙尔。”]武安王庙，在头陀寺，祀关羽；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]卓刀泉关羽庙，亦祀关羽，在江夏东十里，“世传关羽尝卓刀于此”，遂立庙于泉上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忠义祠，“在府治，北宋建炎间，金骑渡江，郡守李宜婴城固守，民赖以安。后为贼所虏，遁投僧寺，僧疑而杀之，百姓伤感，为建祠祀焉。太守马去疾以闻，赐额忠义。”[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•祠庙》。]鄂州城西南有鹦鹉洲，传说中黄祖在此杀害祢衡，洲上遂有弥衡墓、黄祖墓，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]后来成为鹦鹉寺。鹦鹉寺南又有岩头寺，系“唐全太岁禅师驻锡处”，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八《古迹志•寺观•武昌府江夏县》]陆游乘舟经行此地时，曾远望鹦鹉洲“有茂林神祠”，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集》卷四七，第2页。]很可能就是这些祠庙。另外，城东北七里有大圣奄，应该也是祭祀某类人物的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八迭院”条。]
最值得重视的是南宋前期鄂州民间建造的岳飞庙。初名忠烈庙，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：“忠烈庙，在旌忠坊，州民乾道六年请于朝，岳飞保护上游，有功于国，请立庙，诏赐今额。”后称“忠孝祠”或“岳武穆祠”，地址也从旌忠坊迁移到小东门外将台驿旧址。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祠庙•江夏》：“岳武穆祠，在县东十里，即将台驿故址。旧名忠烈庙，在旌忠坊。宋岳飞保护上游有功，乾道中建庙于鄂，赐今额。嘉定中，又追封鄂王”。明弘治年间（公元188～1505年），“巡按御史王恩以岳武穆王司庙祀之扁为忠孝祠，知府陈晦立石”。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祠庙•江夏》。]“正德十四年，都御史吴廷举奏迁驿于小东门外，布政周季凤、知府沈栋即驿址建为今祠。”旌忠坊的具体位置不详，明正德“武穆另祀”后，“其祠仍旧”，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祠庙•江夏》。]约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一带，这里至今还有鄂王府的遗址可考。
明清时迁至东门外的岳王庙旁边植有松柏，称“岳柏”。出于对英雄的崇敬，民间生发出一些有关岳柏的神话。《湖广通志》卷七七《古迹志•寺观•武昌府江夏县》：“岳柏，在大东门外鄂王庙墀左，围可三尺，枝干疏老不繁，人号为独柏。每值辰戌丑未年，楚士有掇巍科者，柏预吐一奇枝。”
寺观庙宇多讲求清净、优雅，因而正是读的好地方，有的院和寺院其实就是一体的。如，头陀寺有读堂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]洪山东岩寺，“唐大观中建，又额曰正心院，鄂国公尉迟读处”，这里环境幽静，景色宜人，“山后石刻有‘几处稻梁喧鸟雀，数声钟磬起渔樵’句”。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八《古迹志•武昌府江夏县》。]南宋庆元年间（公元1195～1200年），“河阳赵淳清老架阁其上，榜曰东岩院。”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寺庙》。]
城中的黄鹄山丘陵起伏，林深叶茂，是立院、建学校之佳处。黄鹄山东麓有东山院；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“东山院”条。]山中有学宫；直至南宋末年，仍有士张君寿与诸生“植屋数间于黄鹄山中学宫之后”，聚众读，因地当“东面日出，君寿于是榜之曰‘朝阳堂’”。[刘辰翁：《须溪集》卷二《朝阳堂记》，台北：影印渊阁四全本。]
鄂州州学，“在府治南半里，宋康定中知州王素徙郡城西”，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。]立于黄鹄山前。仁宗庆历年间（公元101～108年），开展全国规模的兴学运动，鄂州也“大增学舍”，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。]形成一个占地“甚广”的州学，内有“聪明池”等设施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聪明池”。]由于战争的影响，鄂州州学几度兴废。两宋之交时曾被“夺为营垒”，好在为时不久，“绍兴中，都帅田师中以教官朱棫之请，撤营修学。即而，教授商飞卿请于州重建。”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。]重建后的州学比较规整，先后修建了稽古阁、四贤堂等。修建稽古阁的工程由鄂州州学教授许中应主持，许氏“既新其学之大门，而因建阁于其上，椟藏绍兴石经、两朝宸翰，以为宝镇，又取板本九经、诸史，百氏之，列置其旁”，这项工程“始于绍熙辛亥之冬，而讫于明年之夏，其费亡虑三百万”，得到就学诸生与当地官员的积极支持。[《晦庵先生朱公集》卷八○《鄂州州学稽古阁记》。]四贤堂，“宋嘉定中教授石继谕建，以祀周、程、朱子”，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宫室》。]黄榦为之作《鄂州州学四贤堂记》。[黄榦：《勉斋集》卷二○，台北：影印渊阁四全本。]南宋末年，鄂州州学再次遭受“兵燹”，至元朝“延佑中重建。”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。]
江夏县学，宋朝初年附属于鄂州州学，但在州学中“别为一斋，名务本”，南宋绍兴以后，务本斋也一并“悉附州学”。元朝沿用这种体制，至明朝洪武年间（公元1368~1398年）独立建学。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学校》。]
军营与州县儒学本可谓“风马牛不相及”，但在边事多兴的宋朝，二者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。前述鄂州州学曾“废为营垒”，就是一个典型例子。
南宋时，鄂州是宋朝抗金的重镇，屯驻大批军队，营寨占地甚广，仅城东黄鹤山下一区，便达“东西十丈，南北倍差”。[《晦庵先生朱公集》卷七九《鄂州社稷坛记》。]在城东北七里，有游奕军寨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八叠院”条。]北宋时，鄂州东北有一名为白杨夹口的江边港口，南宋时成为一个具有浓厚军事色彩的集镇，当地“居民及泊舟甚多，然大抵皆军人也。”[《入蜀记》第四，《渭南集》卷四六，第20页。]这种情形与鄂州城驻有大量军队正可互相应证。
四、民居、街市、港口及其它
由于地形的限制和历史上沿袭下来的格局，鄂州城的西头主要是各级官署；沿着黄鹄山、自西向东展开的一线，除了官署，主要有学校、寺庙等化、宗教类建筑；民居、街市等主要分布在城东、城北和城南的一些较为低平的地区；由于人口增长，老城区难以容纳，民居与街市向城区以外东、南两个方向扩展的态势表现得较为突出；城西的沿江一带也成为交通、贸易繁盛，船只、人口密集的地区。
有关宋代鄂州民居的资料有限，迄今可知的是城内有旌忠坊、太平坊，[旌忠坊已如前述，太平坊见郑獬《郧溪集》卷二二《朱夫人墓志铭》：“夫人朱氏，……皇祐辛卯二月，以病卒于鄂州太平坊里第。”台北：影印渊阁四全本。]具体方位不详。随着坊市制的瓦解，这些坊名只是普通的地名，明清以后，更常见的名称是“里”、“巷”。
南宋时，鄂州号称“今之巨镇”，[叶适：《叶适集·水心集》卷九《汉阳军新修学记》，北京：中华局校点本1983年版，第11页。]城内商业繁盛，出现了富商大贾，乾道年间（公元1165~113年）“鄂州富商武邦宁，启大肆，货缣帛，交易豪盛，为一郡之甲。”[洪迈：《夷坚志》支庚卷五“武女异疾”条，中华局校点本1981年版，第11页。]开设了热闹的夜市，号称“烛天灯火三更市，摇月旌旗万里舟”。[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·诗集》卷一九《鄂州南楼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，第2页。]四方商贾云集，市容相当繁荣，“民居市肆，数里不绝，其间复有巷陌，往来憧憧如织”。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集》卷四七，第2页。]鄂州城中人口众多，到宁宗嘉定以前即达到了十万户。姜夔诗称“武昌十万家”，[姜夔：《白石道人诗集》卷上《春日怀四首》，？？本。]戴复古诗说鄂州“江渚麟差十万家”，[戴复古：《石屏诗集》卷一《鄂州南楼》，清嘉庆道光间临海宋氏刊本。]虽非确指，但与实际情况相近。汉阳知军黄榦也说“鄂州人口繁伙，为汉阳三十余倍”，即约十万家。[《勉斋集》卷三○《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》。]光宗绍熙三年（公元1192年）“十二月甲辰，鄂州火，至于乙巳，燔民居八百家，市井楼帘无存者。”[（元）马端临：《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•火灾》，北京：中华局影印本1986年版。]人口众多，建筑密集，以至空地难寻，近城之处甚至找不到安葬死者的地方。《夷坚志》乙集卷九“鄂州遗骸”条称：“鄂州地狭而人众，故少葬埋之所，近城隙地，积骸重叠，多舆棺置其上，负土他处以掩之。贫无力者，或稍经时月，濒于暴露，过者悯恻焉。乾道八年，有以其事言于诸司，于是相率捐钱付胜缘寺僧，治具焚瘗。先揭榜衢路，许血肉自陈，为启圹甃甓，举而藏之，具姓字于外。如无主名者，则为归依佛宝，一切火化，投余骨于江。其数不可胜计。”
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，民居与街市不断地向城外扩展。
城南望泽门外的“长街”，成为一个重要的居民区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：“南湖，在望泽门外，周二十里，…外与江通。长堤为限，长街贯其中，四旁居民蚁附。”
长堤与长街相伴，或者长堤即是长街，这种情形，在沿江城市并不罕见。鄂州城面临大江，经常受到江水泛滥的威胁，修筑江堤是最主要的防灾措施。北宋后期，在鄂州城西的平湖门外，修筑了一道拦江长堤，明清以后的多种志中，屡次提到过这道江堤。《嘉靖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山川•江夏》“长堤”条：“在平湖门内。《旧志》云，政和年间，江水泛溢，漂损城垣，知州陈邦光、县令李基筑堤以障水患，至今赖之。”[《天下郡国利病》卷七三《水利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，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二○《水利志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花堤”条，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，《古今图集成•方舆汇编•职方典》卷一一一八《武昌府部•关梁考》“花堤”条，民国《湖北通志》卷三九《建置志十五•堤防一》“各县古堤”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三《江水•章牍二》，《续行水金鉴》卷一五五《江水•工程一》等，有关字略同。]长堤又名“花堤”，今天的武汉市武昌区尚有花堤街，位于长江大桥武昌桥头南，上起紫阳路，下至彭刘杨路，街名即因地当花堤故址而得。花堤街可以说是今天的武昌现存的最古老街道之一，至今仍是店铺与民居密集的街道。
南宋时，在鄂州城西南，长堤之外加筑了一道外堤，名曰“万金堤”。[关于该堤的修筑时间有两种不同说法，一说在高宗绍兴（公元1131～1161年）间，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条，引《旧志》云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宋政和、绍兴间所筑也，至今赖之。”贺次君、施和金点校，北京：中华局2005年版。《天下郡国利病》卷七三《水利•江夏县》称：“堤三：……万金，在县西南长堤之，宋绍兴中大军筑之，建压江亭。”清道光十一年敷阁聚珍版重刊本。一说认为是光宗绍熙年间（公元1190～119年）的事，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万金堤”条称：“在城西南隅，长堤之外，绍熙间役大军筑之，仍建压江亭其上。”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武昌府•山川》“万金堤”条亦采此说。绍兴与绍熙相隔数十年，二说哪一种较为正确？从《舆地纪胜》和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宋朝史实比《读史方舆纪要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》诸较为原始，也往往较为准确来看，似应以绍熙说为是。]该堤在明代仍继续发挥作用，《方舆纪要》卷七六《湖广二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鹦鹉洲”条称：“城西南平湖门内有长堤，外有万金堤，……至今赖之。”
沿江沿湖的堤防，交通方便、地势高爽，随着堤防的增高、加宽以及质量的提高，堤防不仅成为交通要道，甚至是民居所在，沿线聚居了为数众多的普通民众。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十月，鄂州城火灾，加上“江风暴作”，结果是“燔民居万余家”，那些“结庐于堤、泊舰于岸者，焚溺无遗。”[《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•火灾》。]
“泊舰于岸”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流动型民居，居民多以水产捕捞为业，以舟船为居所，常年漂泊在江河湖面。鄂州沿江这样的民居不在少数，汉阳知军黄榦就说过，“军城内外户口不下三千人家，又有船居四百只”。[《勉斋集》卷三○《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》。]
鄂州城外江面宽阔，港口繁忙，既供商船来往停泊，也供战船出江演练。陆游初至鄂州时，泊舟于江边税务亭，只见“贾船客舫，不可胜计，御尾不绝者数里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。”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集》卷四七，第21页。]数日后，他在江边“观大军敎习水战，大舰七百艘，皆长二三十丈，上设城壁楼橹，旗帜精明，金鼓鞺鞳，破巨浪，往来捷如飞翔，观者数万人，实天下之壮观也。”[《入蜀记》卷三，？？页。]
城南三里有南浦，“其源出京首山，西入江，春冬涸歇，秋夏泛涨，商旅往来，皆于浦停泊，以其在郭之南，故曰南浦”，[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二《江南西道十•鄂州》“南浦”条。]南宋时“谓之新开港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在城西、城南方向与外界交通频繁的地方，有迎来送往的馆舍。城西竹簰门外临江处有弥节亭，“又有皇华馆，在州治东南”，“又南津馆，在望泽门外；迎仙馆，在城南”；“匹练亭，在城东南五里何家洲”，“以上皆舍也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五、南草市的繁荣
宋代鄂州城的布局上最值得注意的变化，是商业区与相应的居民区发生了空间转移，从城区以内转移到城外的南草市。
南草市在城南望泽门外，经广平桥与望泽门相连，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广平桥”条。]地当今武汉市武昌区西南鲇鱼套一带，东南通汤孙湖、清宁湖、纸房湖，水盛时，由三眼桥、孟家河、东湖坝通梁子湖，达樊口，水上交通十分方便。
最能说明南宋前期南草市之繁荣的典型资料有二种，一是陆游的《入蜀记》，二是范成大的《吴船录》，孝宗时陆、范二人先后经过鄂州时分别在城中停留一周左右，对南草市的繁荣有生动的描述。《入蜀记》卷四：鄂州“市邑雄富，列肆繁错，城外南市亦数里，虽钱塘、建康不能过，隐然一大都会也。”《吴船录》卷下：“至鄂渚，泊鹦鹉洲前南市堤下。南市在城外，沿江数万家，廛閈甚盛，列肆如栉，酒垆楼栏尤壮丽，外郡未见其比。盖川、广、荆、襄、淮、浙贸迁之会，货物之至者，无不售，且不问多少，一日可尽。其盛壮如此。”同同卷：“集南楼，……下临南市，邑屋鳞差”。《夷坚志》的记载也值得注意。《志补》卷二五“李二婆”条称：淳熙十二年（公元1185年），“市中大火，自北而南凡五里，延烧屋庐数千间，虽楼居土亦不免”。
根据以上字及前述有关记载，可以对南宋前、中期的鄂州南草市作如下的复原：
（1）南草市位于鄂州城南门外的鹦鹉洲前，上方是南楼，市街沿长堤向西偏南伸展，延袤达数里之长，南北向的跨度至少五里以上。（2）南草市是重要的商贸港口，河运发达，商舶云集。（3）南市民居稠密，人口密度很大，居民以经商贸易者为主。（）南草市与鄂州城合起来构成一个大规模的城市，成为长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交通与商业中心。
南市商业兴盛，人口密集，又因中转商贸繁荣，露天堆积大量竹木类货物，易发火灾。淳熙四年（公元11年）“十一月辛酉，鄂州南市火，暴风通夕，燔民舍千余家”；嘉泰四年（公元120年）“八月壬辰，鄂州外南市火，燔五百余家。”[《献通考》卷二九八《物异考四•火灾》。]在另一场大火中，南市“焚万室，客舟皆烬，溺死千计”。[周必大：《周益国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，道光二十八年瀛塘别墅欧阳棨刊本。]南市聚居人口之多，由此可见一斑。而且，接连几场大火引起了官府的警惕，知鄂州赵善俊“驰往视事，辟官舍，出仓粟，以待无所于归之人，弛竹木税，开古沟，创火巷，以绝后患。”[《周益国忠公集》卷六三《中大夫秘阁修撰赐紫金鱼袋赵君善俊神道碑》。《宋史》卷二四七《赵善俊传》略同，北京：中华局校点本1985年版。]这里的火巷由此开通并得名。
商业之外，其它各行各业、娱乐消遣以及城市病态行业也都兴盛。屠者朱四、鄂渚王媪等都在南草市经商营业，其中王氏是“三世以卖饭为业”。[《夷坚志》甲集卷八，？？页。]鄂州都统司医官滑世昌，大约是因为医术较高，又敢于收受，因而“居于南草市，家赀积万。”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一二○《杂纪》。]南草市建有楚楼等休闲观光的场所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楚楼”条。]不仅“酒垆楼栏尤壮丽”，[范成大：《吴船录》卷下，《范成大笔记六种》，北京：中华局校点本2002年版，第226页。]娼妓空间也与集市为伍，占有一定的位置和份量。刘过诗称：“黄鹤山前雨乍过，城南草市乐如何。千金估客倡楼醉，一笛牧童牛背歌。”[刘过撰，杨明点校：《龙洲集》卷四《七言律•喜雨呈吴按察》之二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年版，第2页。]甚至有“赃败失官人王训”，“居于鄂州南草市，卖私酒起家，妻女婢妾皆娼妓，……鄂州人呼训家为淫窟，又呼为关节塌坊。”[徐梦莘：《三朝北盟会编》卷二三六《炎兴下帙》一百三十六，绍兴三十一年十月二十四日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236页。]
总地来看，与中国其它城市一样，宋代鄂州城的平面布局蕴涵着自然、社会与人等多重意义，它的形成与演变，受地理环境、政治制度、化观念、经济发展、时局变化等因素的影响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。其中，江汉交汇、倚山面江的独特地貌是鄂州城市布局的环境基础；以行政权力为中心，突出官衙的地位，重视秩序、形胜、阴阳等复杂的制度、思想与理念，对城市布局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；两宋的政治、军事局势和经济的发展，则为鄂州城市的布局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
原载韩国《中国史研究》第0辑，2006年2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