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代鄂州城市布局初探
自魏晋以来，鄂州城即是长江流域的重要城镇之一，[宋时鄂州，明清以降皆称武昌，地当今湖北武汉市武昌区老城区一带。]历经发展，至宋代成为长江中游的最大城市，区域性政治、经济、化中心。本试图从城市内部平面布局的角度探讨宋代鄂州城的发展变迁，在对鄂州城市布局进行复原的基础上，分析其所体现出的特点，考察其与地理环境、经济发展、化心理诸因素的关系，为宋代城市史的研究提供一个实证性的个案。
一、城池规模与城门布局
从三国到宋元，鄂州城的营建经历了两个大的时期，总的趋势是城池规模逐渐增大，自西向东扩展。
第一个时期，“吴孙权赤乌二年修筑旧垒，谓之夏口城。”[（明）薛刚纂修，吴廷举续修：《嘉靖湖广图经志》（以下简作“湖广图经志”）卷一《本司志•城池》，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本，北京：目献出版社1990年据日本尊经阁藏明嘉靖元年刻本影印。]夏口城，“依山傍江，开势明远，凭墉藉阻，高观枕流，对岸则入沔津，故城以夏口为名。”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七《古迹志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，雍正十一年刻本。]城池“周围一十二里，高二丈一尺。后又因州治后山增筑左右，为重城，设二门，东曰囗州门，西曰碧澜门。宋、齐、梁、陈皆因之”。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一《本司志•城池》。]唐宝历中，牛僧孺“检校礼部尚、同中门下平章事、鄂州刺史、武昌军节度、鄂岳蕲黄观察等使。江夏城风土散恶，难立垣墉，每年加板筑，赋菁茆以覆之。吏缘为奸，蠹弊绵岁。僧孺至，计茆苫板筑之费，岁十余万，即赋之以砖，以当苫筑之价。凡五年，墉皆甃葺，蠹弊永除。”[《旧唐》卷一七二《牛僧孺传》，北京：中华局校点本195年版，第0页。]牛僧孺筑城提高了城墙质量，但城池的规模没有大的变化。
第二个时期是宋朝，鄂州城得到较大规模的扩建。北宋皇祐三年（公元1051年），知州李尧俞增修城池，此后的鄂州城是原夏口城的两倍，“周围二十四里，高二丈一尺，门有三，东曰清远，南曰望泽，西曰平湖。元因之。”[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一《本司志•城池》。]限于地形，城池扩建向东展开，孙吴时的夏口城变为城内西头的子城。
除了清远、望泽、平湖三门之外，见于宋人记载的鄂州城门还有竹簰门、武昌门、汉阳门。
竹簰门：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弥节亭”条：“在竹簰门外，临江。”
武昌门：《溪堂集》卷五《七言绝句》：“武昌门外柳如烟，想见潘侯枕曲眠，欲借一帆春水去，江边皆是楚州船。”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监司军帅沿革》“湖广总领所……今置司在武昌门内。”
汉阳门：《入蜀记》卷三：“至鄂州……与（章）冠之出汉阳门，游仙洞……”《石屏诗集》卷一《鄂渚张唐卿周嘉仲送别》：“武昌江头人送别，杨柳秋来不敢折。汉阳门外望南楼，昨日不知今日愁。”
以上三门，竹簰门应是西门。鄂州城西面濒临长江，竹簰门既然“临江”，则应是西门。对照明清方志，可知竹簰门确是鄂州西门。《湖广通志》卷一五《城池志•武昌府》“府城”条：“明洪武四年，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，……为门九，东曰大东，曰小东，西曰竹簰，曰汉阳，曰平湖……”
汉阳门也是西门。据陆游记载，他在鄂州与章冠之一道先“登石镜亭，访黄鹤楼故址”，然后“与冠之出汉阳门”。石镜亭在“石城山一隅，正枕大江，其西与汉阳相对，止隔一水，人物草木可数。”[陆游：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陆游集·渭南集》（以下简作“渭南集”）卷四七，中华局校点本196年版，第23页。]前引《石屏诗》亦称“武昌江头人送别，……汉阳门外望南楼”，由此可知，汉阳门在城西大江边，与西面的汉阳隔江相对，距离很近，这种地理位置只可能在鄂州城西。宋代以后，汉阳门屡见于史籍，如元朝曹伯启《曹贞公诗集》卷九《良月既望忆仲通宰公兼寄君平察推》：“闲登黄鹤旧矶头，万顷烟波起暮愁。想象故人心似我，汉阳门外望南楼。”《湖广通志》卷二五《祀典志•武昌府江夏县》：“江汉神祠，在汉阳门楼，宋淳熙中通判刘靖以江汉宜为望祀，即灵竹寺西为坛祭之，后改祀今所。”《湖广通志》卷一五《城池志•武昌府》：“武昌府城，……明洪武四年，江夏侯周徳兴增拓修筑……为门九，……西曰竹簰，曰汉阳，……嘉靖十四年，都御史顾璘重修，门仍九，……西易竹簰曰囗，曰汉阳，……”直至今日，武汉市武昌区城西仍有汉阳门，是长江边的一个重要渡口。
武昌门，从地理方位上看，应该也在鄂州城西。前引《溪堂集》诗称：“武昌门外柳如烟，……江边皆是楚州船”，说明武昌门是临江的城门。明清人的诗中有不少吟咏武昌门的句子，如明人张羽《静庵集》卷四《题画赠长兴杜典史浚》：“下若溪头山似戟，武昌门外柳如烟。何如肆射平其去，束带闲畊墓下田。”董纪《西郊笑端集》卷一《次韵沙允恭感怀二首》：“行乐有孤灵运屐，笑谈无复庾公楼。武昌门外多官柳，能有几株今尚留。”清人萧广昭《榴花塔》：“梅山远对武昌门，霜影迷离孝妇村”。[转引自：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八八《艺志》。榴花塔、孝妇村，在明代皆是武昌城附近的地名，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司•古迹》：“石榴花塔，在郡城西北。宋时有妇事姑至孝，一日杀鸡为馔，姑食鸡而死。姑女诉于官，妇坐罪，无以自明，临刑乃折石榴花一枝，插地而祝曰：妾若毒姑，花即枯悴，若属诬枉，花可复生。其后，花果生。时人谓天彰其寃，遂立塔花侧，以表其事。”西安：三秦出版社1990年影印明天顺刻本。]朱彝尊《曝亭集》卷六《送吴二先辈还汉阳》：“汉南归思绕晴川，湓浦西风送客船。莫上武昌门外望，断肠杨柳似当年。”毛奇龄《西河集》卷一三九《送友之崇阳》：“武昌门外新栽柳，何处相思不断肠。”[以上数条皆转引自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八九《艺志》。]这些诗句，多与登船、送别相关，说明武昌门应是临江的西门。从南宋时湖广总领所的地位，也可大体推知武昌门的方位。“武昌屯兵数万，仰给六路之饷”，[杨万里：《诚斋集》卷一一九《中散大夫广西转运判官赠直秘阁彭公（汉老）行状》，台北：影印渊阁四全本。]湖广总领所“总领湖南北、广东西、江西、京西六路财赋，应办鄂州、江陵、襄阳、江州驻札大军四处，及十九州县分屯兵”，[王象之：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监司军帅沿革》，南京：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道光二十九年惧盈斋本。]巨额的粮草经由江汉水道输入鄂州，中转各地，主管其事的总领所理应设在鄂州城西的大江边上较为方便。
如前所述，宋时鄂州城已有平湖、汉阳、竹簰三门，武昌门是否城西第四门？笔者以为否。一个基本的依据在于明代武昌府城之西门仅为平湖、汉阳、竹簰，三者的相对方位，据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江夏县图》可见，汉阳门在正西，平湖门在汉阳门以南，竹簰门又在平湖门东南。明代城西三门是洪武四年（公元131年）周德兴“增拓修筑”、武昌城扩建为九门后的情形，九门的基本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后期，其间经历了“嘉靖十四年都御史顾璘重修”，“皇清总督祖泽远增修，雍正六年重修”。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一五《城池志•武昌府武昌府城》。同卷所绘乾隆五十九年（公元19年）《江夏县图》，九门情形清楚可见。]宋代鄂州城的规模不如明清时期，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在城西设置四门。进而一步，将武昌门与黄鹤山、黄鹤楼的关系，对照汉阳门与同山、同楼的关系，不难看到，《舆地纪胜》中的“武昌门”与《入蜀记》中的“汉阳门”基本一致，此二门很可能是一门二名，换言之，明代初年的武昌城西门有三，很可能是沿用的宋代布局。
鄂州城依山傍江，建筑城垣，形成一个不规则的圆形。
城内有子城，由原夏口城而来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夏口城”条：“子城本名夏口城。……张舜民《南迁录》云：鄂城子城，与润州子城、金城、覆舟山城、武昌吴王城，制作皆一体。皆依山附险，周回不过三二里。乃知古人筑城，欲牢不欲广也。”宋时期，鄂州子城的城垣已“缺坏”，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陆游集·渭南集》卷四七，第？？页。]但名称一直保留下来，至明代仍有，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司•山川》：“黄鹄山，在府城西南，一名黄鹤山，旧因山为城，即今万人敌及子城也。”
二、衙署与楼台亭阁
鄂州城位于长江与汉水交汇之处，“地居形要，控接湘川，边带汉沔”，[乐史撰，王楚等整理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一一二《江南西道十•鄂州》，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，北京：中华局校点本200年版。]“通接雍、梁，实为津要”，[《宋》卷六六《何尚之传》，中华局校点本19年版，第13页。]“历代常为重镇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风俗形胜》。]入宋以后，随着统治中心的南迁东移，鄂州的地位进一步上升。南宋时期，由于宋金战争的需要，鄂州更加重要，州城不仅是鄂州与江夏县的治所，也成为路级机构所在。绍兴年间，荆湖北路转运司从北宋时的江陵移治鄂州；绍兴五年（公元1135年），在鄂州设立都统制司；不久又增设湖广总领所。三大机构皆置司于鄂州城内。
鄂州城地形特殊：城西以长江为限，城中山丘连绵。从西面长江边向东延伸，依次有黄鹄山（今名蛇山）、凤凰山、洪山和珞珈山、桂子山、伏虎山、南望山、磨山、喻家山等，形成一条绵延起伏的山脉。黄鹄山，“在府城西南，一名黄鹤山”，[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司•山川》。（明）杨士奇《东里集》卷三《武昌十景图诗序•武昌郡》：“起武昌城西，临江有山屹然而高者，为黄鹤山，郡志称黄鹄山”，北京：中华局校点本1998年版，第39页。]“俗呼蛇山”。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《山川志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。]两宋时期，黄鹄山“起东九里，至县西北”，横贯全城，“林间甚美”；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黄鹄山”条。]山之最高处有矶，“上则回眺山川，下则激浪崎岖，是曰黄鹄矶”，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七《古迹志•武昌府•江夏县》“夏口城”条。]是一处胜景，著名的黄鹤楼就建在矶头。[（唐）李吉甫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二八《江南道三•鄂州江夏》：“鄂州州城，本夏口城，……西临大江，西南角因矶为楼，名黄鹤楼。”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本，北京：中华局1983年版，？？页。]
城中之山黄鹄山具有控扼全城的优势，各级官府衙署环布山麓，集中于山的西麓、东麓与南麓。转运使司“在州之清远门内，即旧江夏县及县丞厅也”；湖广总领所“置司在武昌门内”；都统制司先“置司于州治”，绍兴十一年（公元111年）“移司于城东黄鹄山之麓，即冯简公之旧宅也。”[以上皆出自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监司军帅沿革》。]基本上都分布在地势高险的子城之内。
路级衙署之外，江夏县与鄂州同治，衙署坐落在州治东南子城的一座角楼——焦度楼下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县沿革》“江夏”条，同同卷《鄂州•古迹》“焦度楼”条。]
与各级衙署错落交织的是众多的楼台亭阁。
山川形胜历来是官员士夫、人墨客登临吟咏的最爱，黄鹄山间建有众多的楼台亭阁，子城路府（州）衙署一带尤为集中。
最有名者为黄鹤楼。“在子城西南隅，黄鹄矶山上。”黄鹤楼“因山得名”，“自南朝已著”，最初是用作战守的瞭望楼，后来引出许多相关的神话传说，成为历代人墨客吟咏抒怀的对象。唐代是黄鹤楼的极盛时期，“观其耸构巍峨，高标巃嵸，上依河汉，下临江流，重檐翼馆，四闼霞敞，坐窥井邑，俯拍云烟，亦荆吴形胜之最也。”[（唐）阎伯里：《黄鹤楼记》。引自：《苑英华》卷八一○，北京：中华局影印本1966年版。]李白、王维、贾岛、白居易等名家都有佳作传世，崔颢的《黄鹤楼》诗更是千古绝唱。入宋以后，有关黄鹤楼的诗、碑记仍然不少，并有一幅界画，至今尚存。画面可见，黄鹤楼已成建筑群体，主楼周围有小轩、曲廊、重檐华亭环绕；楼群雄峙在紧连城墙的高地上，俯瞰大江，江面波涛相逐，船桅耸立。[参见：武汉地方志编纂委员会《武汉市志•物志》“古建筑•亭台楼阁”，第2～3页，武汉：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。]但南宋以后，黄鹤楼“楼已废，故址亦不复存”。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？？页。]
宋代鄂州城为数众多的楼阁中，声名最高的是南楼。“南楼，在郡治正南黄鹄山顶，中间尝改为白云阁。元祐间知州方泽重建，复旧名。”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南楼“制度闳伟，登望尤胜，鄂州楼观为多，而此独得江山之要会。”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集》卷四七，第23页。]宋代人在鄂州的登楼咏唱之作更多的是有关南楼而不是黄鹤楼的，其中不乏名人名作，如黄庭坚诗《长句久欲寄远因循至今呈公悦》、范成大诗《鄂州南楼》。黄庭坚诗称：“江东湖北行画图，鄂州南楼天下无。高明广深势抱合，表里江山来画阁…”[黄庭坚著，刘尚荣校点：《黄庭坚诗集注·山谷诗集注》（以下简作“山谷诗集注”）卷一八《古诗五十首》，中华局校点本2003年版，第632页。]将南楼的恢宏气势描写得淋漓尽致。范成大的《鄂州南楼》：“谁将玉笛弄中秋，黄鹤飞来识旧游。汉树有情横北渚，蜀江无语抱南楼。烛天灯火三更市，揺月旌旗万里舟。却笑鲈乡垂钓手，武昌鱼好便淹留。”[范成大：《范石湖集·诗集》卷一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校点本1981年版，第2页。]俨然一幅江山市井风俗画。南楼在黄鹤楼之东偏南，二楼之间有涌月堂，涌月楼以北有西爽亭，“下临岩壁，有唐时及庆历间磨崖题字”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南楼之西是仙枣亭，传说中仙人为太宗采摘大枣之处。
黄鹤楼的西边有石照亭，一名石镜亭，因“临崖有石，如镜，…每为西日所照则炯然发光”而得名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楼台亭阁多在官衙附近，隶属于官府。例如：
总领所，“有清景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清景堂又作“景清堂”，同同卷：“景清堂，在总领所。”]、正已亭、应轩、憩轩、跨碧、梅阁等处”，有楚观楼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：“楚观，在总所，即奇章亭旧址。”同同卷“奇章亭”条称：“在州治东南一里子城上。”奇章亭在北宋时尚是一处佳景，贺铸《庆湖遗老诗集》卷八《五言绝句》“江夏八咏”之一即咏奇章亭，诗称：“亭揭奇章榜，斯民孰去思，多惭羊叔子，涕泗岘山碑。”？？本。南宋时亭废，《入蜀记》卷三：“与统纾同游头陀寺，……自方丈西北，蹑支径至绝顶，旧有奇章亭，今已废，四顾江山井邑，靡有遗者”，第？？页。]、生春楼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：“即上酒也。”]、清美楼、曲水亭、乔木亭。又有北榭，“在设厅后，因山为之，与南楼对”；烟波亭“在设厅后、北榭西，外瞰长江。”总领所东北的楚望，黄鹄山顶的楚观，“亦隶本所。”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“楚望”条：“在总领所东北。又黄鹄山顶有楚观，亦隶本所。”以下有关楼阁的资料，除特别作注的以外，皆出自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转运司“有副使，判官”，设东、西二衙。东衙有一览亭、跨鹄亭、乖崖亭。[乖崖亭是用来纪念荆湖北路转运使张咏（自号乖崖）的。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“乖崖亭”条：“在漕东衙之后。李焘设张忠定公像于其上，有记之。”]转运司又称漕司，其所在也就称为漕园，据陆游所见，漕园有“依山亭馆十余”，但“不甚葺”。[《入蜀记》第四，《渭南集》卷四六，第21页。]东衙有东圃，“旁有细履亭”，“又有四景亭。”转运司西衙，有广永亭，“在西漕衙黄鹄山之绝顶，西近楚观，下视江汉，故取其义云”；有春阴亭，“旧名绿阴”；又有凝香亭和皆被称作“横舟”的西南二亭。
转运副使的衙署，有江汉亭，“因古城作亭榭，俯瞰江汉，景物最嘉。”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张栻曾为此亭作记。[张栻：《南轩集》卷一八《江汉亭说》，台北：影印渊阁四全本。]又有半山亭、静春台。
属都统制司的楼阁，有压云亭、卷雪楼、卷雨楼及会景楼、赏心楼、楚江楼、清风楼等。
楼阁以外，鄂州城内还辟有若干园林，如城北的北园，城东的东圃。北园“在总领所”，东圃“在漕使东衙，旧名老圃，延袤百七十丈”，是一处占地规模较大的园林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城区之外的楼阁，主要有楚楼，“在南草市”；压江亭，在城西南隅的长堤之外、万金堤上。城南望泽门外有南湖，“周二十里，旧名赤栏湖，外与江通”，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登高下瞰，湖面“荷叶弥望，中为桥，曰广平。其上皆列肆，两旁有水阁极佳，但以卖酒不可往”，[《入蜀记》第五，《渭南集》卷四七，第23页。]这些水阁属于兼有游览观光与商业贩卖性质的亭阁。
城外东边另有东湖，“在城东四里，湖上有东园，为近城登览之胜。”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
三、祠庙寺观与院、军营
祭祀的最重要内容莫过于祀天地、山川、社稷。鄂州有社稷坛，位于城东偏北处，“始在中军寨”，“其地褊迫洿下，燎瘗无所”，淳熙九年（公元1182年）“度地更置”，“得城东黄鹤山下废营地一区，东西十丈，南北倍差，按政和五礼画为四坛”。[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公集》卷七九《鄂州社稷坛记》，北京：北京图馆出版社2006年影印本。]
其它各种祠庙寺观不少。城中有开元寺，“在城南一里”，“本梁邵陵王纶舍宅为寺”，南宋时，开元寺中有唐大历八年（公元3年）所铸铜钟，重达一万三千斤，并有天宝三载（公元年）所铸铁佛。明清以后，寺名改作铁佛寺。[雍正《湖广通志》卷七八《古迹志•武昌府江夏县》“铁佛寺”条。]城南一里还有灵竹寺，是传说中孝子孟宗哭母泣竹之地，绍兴间建孟孝感庙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贺铸《庆湖遗老诗集》卷八《江夏八咏》：“灵竹寺，相传孟宗故居也。”罗愿《鄂州小集》附曹宏斋《鄂州太守存斋罗公愿传》：“淳熙十一年……鄂人绘像灵竹寺，孟宗泣竹处。”《大明一统志》卷五九《湖广布政使司武昌府•祠庙》：“孟孝感庙，在府城东二里，祀吴孝子孟宗，宋绍兴间建，本朝迁武昌卫前。”孟孝感庙或称“孟宗庙”，《湖广图经志》卷二《武昌府•祠庙•江夏》：“孟宗庙，在县东二里，祀囗孝子孟宗也。宋绍兴间建。本朝迁武昌卫堂北。弘治初，知府冒政改建于大东门外白鹤山巅。”]
多数寺庙建在城东门以外，其中最着盛名的两座，一是头陀寺，一是洪山寺。
头陀寺，“在清远门外黄鹄山上，宋大明五年建，自南齐王中作寺碑，遂为古今名刹”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景物》。]，吸引了历代人士子吟咏唱和，如李白《江夏赠韦南陵冰》诗称：“头陀云外多僧气”，[（清）王琦注：《李太白集注》卷一一，中华局19年版，第58页。]黄庭坚《头陀寺》诗云：“头陀全盛时，宫殿梯空级，城中望金碧，云外僧濈濈”。[《山谷诗集注》卷一八《古诗五十首》，第632页。]南宋初年，“寺毁于兵火”，[《入蜀记》第四，《渭南集》卷四六，第21页。]“人亡经禅尽，屋破龙象泣”。[《山谷诗集注》卷一八《古诗五十首》，第61页。]战争结束后，“汴僧舜广，住持三十年，兴葺略备”，唐开元六年（公元18年）所建著名的南齐王简栖碑，仍置“藏殿后”。[《入蜀记》第四，《渭南集》卷四六，第21页。]头陀寺山顶有磨剑池，寺旁有读堂。[《舆地纪胜》卷六六《鄂州•古迹》。]